新京报：动物和小孩是你漫画创作中一直不想碰的两类题材，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其中的一类，为什么？

　　朱德庸：我发现，小孩具有神奇的力量。陪着小孩过童年的时候，我重新过了我的童年。另外，我小时的恐惧在自己小孩成长时一点一点地被治疗。

　　我小时候非常怕上学，我以为我自己的小孩也会有同样的经历。我送他上学时感觉是自己去上学。甚至连老师的“联络簿”我都不敢看一眼。但是动动非常喜欢去学校，他一点一滴地治疗了我的恐惧。

　　在《绝对小孩》中我很想表现的分两部分。一部分是小孩的部分，我想在《绝对小孩》中呈现出小孩的实际状态，他们在生活过程中的想法，生活方式。另一部分是大人的。

　　我觉得现在的大人不快乐，很悲惨。当然是整个时代进步、经济起飞迫使大人承受更大的压力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能说我不想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，我就不让时代往前走，就不让社会进步，反而你该做的是你的心态应该退回到你是小孩的时候是怎样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《绝对小孩》中有很多你小时候的影子？

　　朱德庸：是的，还有我与儿子的事情。类似漫画中“五毛”回答父母到底有没有洗澡时的遭遇就是我小时候的经历。五毛说自己洗过澡了，但是父母看到毛巾是干的。五毛就说“你到底是打算相信你亲生儿子，还是相信一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毛巾？”新京报：你小时候更像书中的哪个角色？

　　朱德庸：我比较像“讨厌”，而我儿子更像“披头”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曾说“每个小孩每天都以他们各自不可思议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”，为什么《绝对小孩》只有六种类型？

　　朱德庸：漫画人物不能太多，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没有主角了。这就像一部戏，主角一大堆，就等于没有主角。这个道理跟画《涩女郎》是一样的。

　　六个小孩我感觉差不多，有男有女，基本上也做了一些分类。有家里有钱的，贵族妞啊，有比赛小子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什么事都拿第一的。当然并不是说这六个小孩就囊括了所有小孩子。但这六个小孩里面每一个都兼有了不同的性格，世界上不可能个性那么单一化。

    我最重视动画片

　　新京报：你的漫画作品一直被改编成影视剧、舞台剧，这次在形式上最大的探索是什么？

　　朱德庸：是动画片。动画片是我最重视的。我一直想做出一个中国的动画。在国外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，都有一个很经典的漫画、动画。美国像米老鼠、加菲猫；日本有宫崎骏，这就相当于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感觉，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文化产业。但是我们中国没有。

　　其实我画了20年了，早就想退休了。但我还是想办法在那憋着，能做一些是一些。

　　不管怎样，我认为还是要在动漫方面做个指标性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《绝对小孩》的衍生产品还包括电视节目，你觉得它最能引发什么样的社会话题？

　　朱德庸：我觉得现在社会父母与小孩的关系是个很大的课题。我小孩5年级时就有人问我，你小孩青春期到了没有，跟你有没有冲突啊。我都说很好。直到他高一了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其实我一直在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教导自己的小孩，他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会帮他请一个月的假，带他出国旅游。小时候，我跟小孩一起玩玩具，也一点都不会让他，常常将他的玩具折断。他就会哭，我就会说，哭什么哭，我又不是你爸爸，我是你哥哥。

    中国动漫需要一个指标性动作

　　新京报：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哪些努力？

　　朱德庸：其实是全方位的。

　　动漫有很多环，出版就是一环。

　　像日本、美国很多成功的动漫就是从漫画改编的。投入漫画的工作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像日本、美国漫画家的收入非常高。产品设计重不重要？也很重要啊。目前，我觉得中国的动漫前途，并不在于说拍出一部好片子，而完全在于有一个动作，让足够的后备力量愿意投入。日本的动漫一直会有人投入，已经像任何一个有前途的产业一样。但你知道，我们的父母知道小孩喜欢画画以后是担心的，会说你怎么办啊，你以后要去讨饭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评论认为，《绝对小孩》的产品开发标志着动漫产业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朱德庸：我觉得确实是。因为从欧美模式来看，先是从出版品，一个漫画开始，再去做成所谓的动画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目前我们是往前跨了一步。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推广，让所有喜欢漫画的人知道：原来我画漫画，有一天也会改编成电视剧。